新儒學統治的重新崛起

韓國-新儒學統治的重新崛起(朝鮮初期時代 )

幼王成宗（1469－1494在位）登基，在太后和咨政大臣的攝政下執政。給國王講課是反對世祖的上大夫們設法廢除佛教儀式和朝廷生活中不正常現象的角斗場所，這位可憐的幼主每天要按嚴格的日程上兩至四次課。春秋館除了給國王講課以外，還被擴大成為進諫機構。每天照例向國王大量灌輸儒家思想，于是國家對佛教的支持逐漸減少。成宗在位期間，官吏從官田收租收稅作為私人收入的權利開始衰微。

在新設的讀書堂，青年學者受到良好對待并得到機會。儒教在國王施政中再度有了自己的地位。實施了一個雄心勃勃的出版計劃，刊印了諸如韓國歷史地理概要這樣的著作。還印制了一部韓國與中國文學選集和一部關于傳統音樂的附插圖的教本。

然而，恢復儒家統治的這些努力還不能滿足廣大學者的要求。他們當中在世祖在位期間曾遭受歧視的人在朝廷中立住了腳跟，但是經濟狀況并沒有重大改善。在對官吏的土地實行由中央收取和分配地租之后，官吏和兩班在耕種權方面謀求對土地的控制，從而侵犯了農民的土地權份額。此外，土地面積由于開墾荒地而增長，而這又進一步促進農業莊園的增加，但是朝鮮王朝卻試圖阻止這一進程。一些農莊搜羅了奴婢和農民。另一些則放棄自己的自由地位以逃避沉重的土地稅，徭役和貢稅。

由于獲得官職之路向反世祖的各派開放，擁有地產的欲望變得更加強烈，但是爭取獲得官職的競爭也變得更加激烈。那些擁有功臣田、特別賜田、已開墾土地耕種權的人突然間成了人們抨擊的目標。

喪失土地的文人學士陷入貧窮。又不得不依靠親屬集團中當上官吏的人給予提攜和幫助。這種相互提攜幫助關系的一方是在京城做官的人，另一方是在邊遠地區擁有土地的兩班。

這也是朝鮮王國時期每一個兩班的政治經濟生活中的關鍵因素，而且在成宗在位時更加盛行。金宗直（1432－1492）是一位有著許多追隨者的很有名望的學者兼官吏，因為他提倡新儒學的矯正理論，而提倡這種理論隱含有譴責世祖篡位意思。他的成功一時間成了新學派重新崛起的頂峰。

公元1495年成宗逝世，燕山君即位。燕山君的統治以肆無忌憚地鎮壓文人學士而出名。起初，他因為這個集團大叫大嚷反對母后逝世時舉行的佛教儀式而處于窘困境地。后來，燕山君對于這些新儒學文人學士上了數百道奏疏提出抗議感到十分氣憤，便對他們進行猛烈反擊。他的第一次清洗是根據一項反對國家罪的指控實行的，因為金宗直的一名學生在其歷史文稿中影射世祖篡位。通過這一次以及隨后在1504年進行的另一次清洗，燕山君消除了由史官、諫官和議政大臣行使權力的制約。儒家治國方式幾乎毀于一旦。

他這些異乎尋常的反儒教反佛教行動違背了《經國大典》，使整個兩班階級感到驚愕，直到最后他們起來把他廢黜。

中宗（1506-1544在位）隨之即位。中宗得到廢黜燕山君的朝臣們的擁護。恢復儒教統治的責任落到了中宗身上。新儒教學派的再度崛起使提高士大夫階級的經濟地位成為一項迫切的必要任務。一些文人學士被授予功臣田，另一些文人學士通過獲得特許興辦擁有一些田地和奴婢的私學而找到了解決辦法。這種地方私學成為各學派和各宗族集團培訓知識分子中心。

逃難農民的增加造成其他農民的賦稅負擔日益加重。有勢力的學官趙尤祖主張采用舉薦制度錄用政府官吏和成立地方會社改善士大夫們貧困的境況。舉薦制得到實行，他的集團得到錄用擔任官職，但是僅僅這樣還不能使他們滿足，因為沒有授予他們適當的田地。

新儒教學者在公元1519年，即他們實現了舉薦考試制這一目標的那一年，被誣蔑犯了叛逆罪。

大臣和文人學士往往卷入王位繼承紛爭之中，而且彼此之間爭奪官職，特別是由于他們的人數隨著私學擴大而迅速增多。他們建立在地方學校和宗親組織基礎上的共同利益必然會使他們分成派別，由于他們屬于同一階層，所以對立得更厲害。在16世紀末，私學數目超過一百所，新儒教哲學的杰出學者就以這種書院作為自己的隱蔽所。

至于普通百姓，他們由于繳田賦、服徭役、納軍稅、服兵役，尤其是要繳納由受委托的代理人征收的貢稅，境況十分艱難。農業莊園的發展速度加快，進一步促成農民經濟的衰落。一位名叫林巨正的正直的亡命者起來反抗貪官污吏。他招募了一大批農民，沒收富有的兩班官員的財產，把它分給窮人。他在京畿和黃海兩道，奪取官府的糧倉，救濟饑餓的人民。雖然他在1562年被擒獲斬首，但是他的俠義行為和革命思想卻深得人民的欽佩，并給創作《洪吉童傳》這部受歡迎的小說提供了靈感。#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