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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外國締結一系列的通商條約加劇了資本主義國家對韓國的侵入。一批改革派人士譴責主要的當政者試圖依靠外國勢力實行改革，以改善社會狀況，使人民富裕和增強國力。金玉均和洪英植主要關心的事是使現代改革開始進行。閔氏家族在發生軍隊反叛以后嚴重依賴中國，導致中國軍隊占領了首都。
在中法之間爆發戰爭時，日本駐韓公使竹添進一郎同這些改革派談及發動政變的計劃：當時中國雖已從韓國撤走了部分遠征軍，但是它繼續保持的軍事實力仍遠遠超過日本人。
改革派策劃在1884年12月4日舉行的一次招待會上暗殺與中國關系密切的顯要官員，但是這項計劃沒有完全付諸實施。改革派首先到皇宮謁見高宗（1863－1907），極力要求他允準他們的改革方案。
12月5日，在軍隊指揮官們和大臣們前去朝見國王的途中，改革派在宮廷大門之內暗殺了他們。可是，改革派被迫逃走，沒有宣布他們的14點綜合改革法令。金玉均和徐載弼逃到仁川，登上一艘日本船前往日本避難。
日本通過訂立天津條約，解決了同中國懸而未決的問題。雙方在該條約中商定：（1）雙方同時把遠征軍撤出韓國；（2）雙方不派教官去訓練韓國軍隊：（3）如果一方決定派軍隊去韓國，要事先通知另一方。然而，袁世凱仍留駐首爾，干涉韓國內政，而日本不愿甘拜下風，隨時準備抓住一切適宜的機會進行侵略。
日本業已鞏固了它對韓半島進行經濟侵略的基地。日本指望以韓國的生產來滿足日本對大米和大豆的需求。隨著日本人口的增長，這方面的需求也相應地飛速增加。韓國大米質量比日本大米好，價格又便宜得多。日本人開始使韓國農民依賴日本資金，用高利貸手段剝削他們。日本還通過第一銀行在釜山、元山和仁川開設的分行，廉價收購牛皮以供軍用，廉價收購黃金作為日本銀行的儲備金。
日本對韓國的出口商品在初期主要是轉銷歐洲貨（尤其是英國貨）和美國貨。日本后來把這些歐洲商品留著從本國消費，逐漸以質量低劣的日本貨取代歐洲貨出口，大多是些日用的雜品。
漸漸地出現了糧食大量外流的情況；最終使韓國農民民不聊生1889年和1891年，當咸鏡道和黃海道農作物歉收時，日本政府卻以日本商人蒙受了所謂損失為由，索取了高額賠償。大多數農民由此陷于貧困境地，他們認為他們的悲慘境況是由韓國統治階級造成的，因此向他們發泄怒氣。他們所采取的辦法就是起義。在從1884年政治動亂到1894年這段時期里，各道都一再爆發農民斗爭
